读着《余秋雨散文》，就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书里更有人间百态，有历史沧桑让人们去品味，去欣赏，从中获得心灵的升华。
初次接触他的文章，是一篇《我的窗下》。读毕，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却描绘得如此生动，令我不经心生敬佩。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我特别喜欢文章中的结尾：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你们出发的码头。这句话吸引着我细细品味字里行间所表达的对祖国深厚的感情，他利用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结合。将历史写的活灵活现，把文化述的铿锵有力，引起我们反思。正如专家说“语言在抒情中融合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列强入侵使我国蒙受了奇耻大辱,使我国经济倒退,人民饱受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而当时的中国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造成历史的倒退。历史未认清自己，但现如今的我们更应吸取教训，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真正让自己强大，充满能量！下面让我们共同欣赏这篇文章——
我的窗下
余秋雨
里斯本西去三十公里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竖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在阅读中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技术却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现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专家，如亨利亲王、阿方索五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的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怎么才能航行过去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
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找到了美洲。
然而，心里发酸的葡萄牙王室仍在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奉什么宗教？使用什么兵器？
有趣的是，国王特别向远征船队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
葡萄牙人把自己当做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
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欺侮中国的西方列强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经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自己的国势也已经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葡萄牙图书馆翻阅的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好像，我来得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