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时，总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这绝非因为我是一个爱岗敬业的好青年，只不过是不需要赶班车，又习惯晚一点点吃饭。在略有些破败的员村西街，这个时间点，往来的是各式各样的行色匆匆，多数却拥有似曾相识的年轻面容。城中村相对较低的房租和生活成本，使这里成为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容身之所，这其中也包括我。也许他们也曾和我一样，面对夕阳的余晖和车辆的烟尘，在城市社会非常具象的阶层谱系中，对照自己的处境，丈量与前方目标的差距。对于具备基本大学教育背景和劳动能力的人群来说，体面的生活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实现的路径虽然日益艰难但又似乎可以心向往之，这样的心理预期支撑着他们奋斗，自我勉励、对抗生活。

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传统之一。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指的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的过程。在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分层是使用颇为广泛的范畴，常常与阶级、阶层同义。

如何认识和描述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主要有两个流派的理论，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

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同的阶级因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而在经济生产领域占据不同的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一概括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阶段全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韦伯的分层标准更接近于描述性的，对社会结构的构成分析上采取多元分层观。韦伯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种分层秩序：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他的分层理论的核心是三个标准，即经济标准（财富）、社会标准（声望）和政治标准（权力）。这三个维度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着交叉。

在当今的社会分层讨论中，韦伯式的分层分析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被运用得更多一些，比如它也可以用来理解我们为什么愿意选择进入法院，普通的法学专业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和参加考试的方式脱颖而出，获得在阶层通道中上升的机会——成为一名法官。虽然读书要受到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制约，但这毕竟为出身普通的优秀分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通过读圣贤书而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符合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中的社会声望的标准。这也是我们从小被持之以恒灌输的道理。科举被视为传统中国最具现代特征的制度。高考和公务员招录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科举取士的职能，其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后利益重新调整的态势下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越来越少会引起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也是为什么公务员招录考试的绝对公平有如此标志性的意义。

而进入法院对年轻人来说只是刚刚开始，由于财富标准和声望标准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如果想要获得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只能谋取缓慢的晋升体制之下稀缺的上升空间。如果不谈理想，不谈奉献，从个人生存的角度，这样的职业规划很难说是一个明智之选。这背后是中国法官每年大量流失的现实，他们离开法院，要么走入社会，要么调到党政机关。如同半杯水，一些人看着这有的一半希望安定，一些人看着这空的一半愤愤不平。哈姆雷特式的“留下还是离开”的自我追问，恐怕会在将近三十年的工作过程中伴随始终。

这并不只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大规模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整合，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在阶层阶梯中的流动，几乎都是政治力量驱动的结果。一旦政治形态调整完成并走向稳定，阶层结构便会僵化，人的跨阶层流动变得越来越难。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的世纪，平等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取向。中国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所以没有绝对的贫困，人民识字率高。在这些革命成果基础上，中国社会才能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分别在改革前后的两个时期取得建设的巨大成就。

革命彻底地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中国革命，那么多山沟里的放牛娃是没有可能成为开国元勋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也不可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获得那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而今天中国社会的格局在10多年前便基本确立了。一个例证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富豪都已经在那段时间里崛起，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难以想象再有新的草莽英雄横空出世了。这并非说利益格局的调整已经结束，细微的重新分配和布局仍在进行，但大体上不再有剧烈的震荡。

所以当我们论及人事改革，总是期望能利用这些情势，释放制度红利，获得更多的机会平等。任何人都希望未来的路是越走越宽，而不是越来越窄。个人层面的社会阶层纵向流动，哪怕因为不够优秀而失败，也好过只是无聊的等待。

中国各大院校共有法学院系634个，招收的在校本科生超过30万人；每年夏天，有近10万法律青年走入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法律青年是整个青年群体的一个典型样本，从他们的执著和困惑可以窥见一代青年的执著和困惑。

尽管并不安于平庸，逢年过节在酒席饭桌间的相聚，亲戚朋友的钦佩和父母脸上骄傲的神情，却依然让我觉得无比安慰。但随着公务员被高估的社会声望逐渐回归常态，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桎梏终将成为我们困扰的理由。

我似乎能看见一艘巨轮在袅娜的奶色雾气中若隐若现的庞大轮廓，远远传来它划破长空的汽笛声，只是我并不知道，它终将开往何方。